“同学们，应当说咱是幸运的。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我们也坐在这敞亮的教室内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老师娓娓地讲述，我们丝毫未曾感觉到此刻大地正从“内心”深处爆发出猛烈地震颤。它一抖，厄运的阴霾一下子笼住了“天府之国”——四川的天空。顷刻间，淫威之下，巴山颠覆，蜀水四溢，断壁残垣，瓦砾翻飞。废墟下的人们血肉模糊，生命垂怜。哭声、喊声、呼救声、吵嚷声，还有消防车、救护车的鸣叫声响成一片，拉开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震救灾的序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块钱、两块钱、一本书、两支笔，都是我们对灾区人民的爱心表白。孩子们，请我们伸出我们的小手尽最大能力拉一把废墟下挣扎着的四川人民！”昨日班会课上一番热情洋溢又不乏忧郁感伤的赈灾募捐言辞让我对今天的为“地震灾区人民班级募捐活动”充满了期待。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我班的捐款总额会远不及兄弟班级。因为班上有8个外籍学生，分别来自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地，他们都是随父母到萧山打工后中途进来的插班生。这些孩子平日里就极少有新衣服穿，更是没有零钱使。他们肯捐款吗？又能捐几个子？当然我也想好了，要是班里的捐款总额与兄弟班差距实在较大，我就以第49名学生的名义自己捐上这个差额。长期的班级间教学质量的惨烈竞争促成我这个不甘居于人后的倔强性格，尽管此前我已经在学校组织的教师募捐活动中捐献了300块钱。

一早，我便兴冲冲地捧着贴有爱心标记的大红募捐箱来到了教室。孩子们见到我手中的募捐箱后如同公牛看到了红斗篷，一下子兴奋起来，纷纷停止了早自习的晨读，开始骚动起来。他们一个个掏出了自己将要捐献的那份“爱心”，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起来。我特别关了那几个外籍学生，发现他们好像也有所准备，正一个个忙着翻衣兜，掏裤袋呢，惟独安徽来的胡国伟依旧安静地坐着，没什么动作，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胡国伟是今年年初随父母进萧打工才转来的插班生，父亲就在镇里的一家化工企业当司机，每月能挣一千多元工资，母亲因为没多少文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家里缝缝伞面，串串珠花，做些手工活计贴补家用。一家三口寄居在一处不足20平米的租住房里，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胡国伟很懂事，平日里从来不花零用钱，每天一放学当同学们一窝蜂地涌向校门口的小买部争购零食时，他就从裤兜里摸出几粒妈妈给他准备的炒蚕豆解解馋。他从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各类需要付费的社会实践活动：春游，他没去；观看杂技演出要交5元钱买门票，他也拒绝参加了；就连那次世界红十字日，学校组织师生为区红十字协会募捐，他竟然也没有捐出一个硬币。对他的吝啬和他家长的一毛不拔，当初我曾经恼怒地质问过他。他却胆怯地告诉我：“妈妈不肯给钱！妈妈说家里实在没有钱奉献爱心。”“是啊！也许像胡国伟这样的家庭才是最需要爱心捐助的。”当我家访过胡国伟家后，突然意识到。

募捐开始了。我请班长何依伦组织同学们先在教室内的过道上排好队，然后依次经过募捐箱将自己的爱心捐款投进箱子，我则在旁边默默登记着每名学生的捐款数额，以便于统计和汇报公布。何依伦率先用双手庄重地将一张百元面额的“红币”投进了箱中，接着是中队长戚萍阳也郑重其事地投了一百元……我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孩子们的每一份爱心奉献，一边笔墨飞舞记录着：何依伦100元，戚萍阳100元，蒋可诚50元，曹阳5元，项林欣20元……大概是碍于对自己所捐款的数额不够满意，几名外籍学生都排在了队伍的最后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每人捐了两元钱。听着“叮当”脆响地硬币声，我很欣慰，毕竟他们和他们的家长能在同胞沉浮之际伸出援手，那怕只是一根纤细的稻草。我又失望地瞥了一眼一直坐在位子上的胡国伟，收起募捐箱准备公布同学们的爱心捐献情况。不料，胡国伟涨红着小脸快步走到我跟前小声说：“胡老师，我也要捐款！”说完，他松开了一直紧紧攥着的右手，露出来几张捏得皱巴巴的“大团结”。“你这是……”我惊异不已，正欲问究竟。“是妈妈让我捐的！原本这些钱是我们家这两个星期的菜钱……妈妈看到电视里播放地震灾区人民的不幸，都哭了好几回了……”小国伟喃喃诉说着，眼里禽着泪花。我的眼眶刹那间湿润了，颤巍巍地接过了小国伟手中的“大团结”，一张一张地抚平了，整好是50元，每张“大团结”都带着小国伟和他母亲的体香。

在和平安逸的年代里，我们往往习惯于“锦上添花”的赞赏与喝彩。而一位才读了两年小学的安徽籍母亲却为我诠释了新时期“雪中送炭”的真谛。我端详着握有2653元爱心捐赠的手，发现五个手指中，除了拇指外，四个手指通常互不合作，但若遇到了敌人或灾难时，五个指头会团结在一起，紧紧地握成拳头。因为，五个手指长在一个手上。